其實對于“街區”這一社會形態，西方的開放觀念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就開始初具雛形，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歐文的“和諧社會”也有進一步的完善解讀。但是，既在中國論中國式街區，那還是從我們最熟悉的本土文化歷史中來分析這種開放式街區究竟有何利弊。在東方的傳統文化中，早在千余年前就對“中國式街區”進行了一定的“烏托邦”式的展望。五柳先生曾飲酒賦詩贊其居所“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充分展現了理想中和睦親友的鄰里關系和悠然靜謐的街道居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圣人先知也在《禮記》中描繪了東方對于“美麗新世界”的終極設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中國式街區理當通達開放，引各路湖水入瑤池。那么問題來了，現如今的中華大地，真的能夠建立這所謂的“大同世界”嗎？那些星羅棋布錯落分隔的小小街區真的是屬于我們的“中國式街區”嗎？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五千年文化傳承帶給中國人一個特殊的社會情結：人情。雖然從古至今，從《論語》巨著到中小學生守則都教導我們成為一個無私奉公的人，但是不可否認，大部分中國人還是堅持“小家”高于“大家”思想。傳統的社區大院雖然用高高的磚墻和鋒利的鐵絲網隔絕了外面的花花世界，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墻內溫暖閑適的都市田園。中國的老年人對“家”的依賴感是很強烈的，子女外出工作不經常回家，怎么打發無聊時光安慰孤寂內心呢？在傳統的中國式街區里，自然是叫上一些老朋友老鄰居，早上一起去菜市場挑挑生鮮，下午到小區棋牌室里擺擺手氣，夕陽下再一起結伴在大院里走走聊聊暢談人生。但是如果社區被道路切割開，原本屬于“我們”的小天地被迫與其他不太相熟的人分享，這些辛苦半生的老人怕是也享受不了屬于自己“家”的安心和舒適了吧。路多了，聯通了世界卻也疏遠了彼此，何苦來哉？對于年輕人而言，開放式的街區也不過是在搖擺在疲于奔命的天平上加上一枚冗雜交際的砝碼，左右逢源前瞻后顧可以發生在名利場中成為披荊斬棘的利劍，但是不應該成為溫暖家里的在背芒刺。心靈的港灣又何必多起波瀾呢？

　　人人都愛烏托邦，但是在街區化建設的過程中也要充分考慮“中國式街區”的獨特之處，不能拔苗助長急于求成，也不要奢望一蹴而就脫胎換骨，街區社區建設并非一家一戶之事，希望有關部門機構，能從人文環境出發，考慮人情世故，認清人性本心，權衡利弊開張圣聽，謀定而后動，從而建立一套真正的適合我們的“中國式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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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國家提出，將傳統封閉式社區大院改造成更加通達的開放式街區，這個提議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現代社區的布局和規劃，也在交通疏通和土地資源利用上提出了合理的建議。在相關文件下發的過程中，“建設現代開放式街區”也在網上引發了討論和評判，瀏覽各個論壇博客，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一做法是盲目學習西方而忽略中國本土的民俗民情。于我個人而言，中國式街區有獨特的規律和文化應該得以保存，但一味地將此提議歸于西方文化的入侵就有失偏頗了。

　　其實不僅現代人不習慣于所謂的“開放式街區”，古代的吟游詩人文人墨客都不能接受太過開放的居所形態。王摩詰素來追求禪心佛意，在終南山別居也傾向于“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的幽靜生活；“君有寒山道，寒山路不同”，都市熱鬧又如何，無知己相伴無聽友相隨，也不過是寒山茅舍獨一間，自看“庭前花開花落”。“靜居”和“獨居”在中國的人文情懷中是最具安全感和舒適感的，古人的閑情逸致總是置于清凈之上，“老年聽雨僧廬下”看“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或者“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就算枯坐門前也能平和地觀想“點滴到階明”。所謂“大隱隱于市”，我不太相信若真的將社區開放車水馬龍，陶潛還能氣定神閑地說：“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東籬已除，秋菊也無處可種；即使南山能覓，也和節假日的旅游景點一樣，水窮之處再沒有了云卷云舒，到處都是人頭攢動不見草野吧。

　　從“人文”“人情”兩個角度來說，開放式街區都不是合適的“中國式街區”，但是我覺得更主要的原因還是中國人“人性”的缺失，世風不正何來大道之行？今人批判古人“苛法嚴刑”，但是也正是那樣冷酷的社會鐵規糾正著惡劣行徑，約束著卑鄙人性。心的流失只能讓人看到大地的蒼茫，現代中國經濟發展領先于世界前列，但是大部分中國人的道德思想卻并沒有日新月異，甚至背棄傳統道德。碰瓷的老人扼殺了青年人的熱忱善心；含毒的食品打破了人與人之間基本的信任；大嗓門的喧嘩成為了中國游客在國外旅游生活的鮮明標簽。而在我們自己的街區里，街道沸反盈天，喇叭聲此起彼伏，惡臭的垃圾堆在街角弄堂，無視法規漠視道德好像已經成了盜賊劫匪的通行證，試問在這樣連“老有所依，幼有所養”都做不到的社會里，如何能做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相比之下，小區和大院用圍墻隔離出的相對安靜和無憂的生活空間似乎更能給住戶以安全感。同樣，如果實行街區化，相應的法規不能及時跟上補缺填漏，我想這一紙規劃提案最終只會成為社區犯罪的導火索吧。

高三:高靜怡